本书原是作者在撰写《胡适口述自传》时，打算自写的一篇短序，不料下笔即几十万言，结果“头”大不掉，只好印成专书，独立出版。唐德刚先生凭自己的回忆和日记上的记录，对胡适一生牵惹到的无数问题与纠葛，几乎无所不谈，谈无不快。但又不止于回忆，他畅谈历史、政治、哲学、文学以及其他一切胡适关注的学问，可见作者才气纵横，博学多智，加上他古文根底深厚，天性诙谐，故落笔气势纵横，妙趣横生。唐德刚将胡适写得生龙活虎，但又不是公式般装饰什么英雄超人。他笔下的胡适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智慧、有天才也有错误和缺点的真实人物。读了唐德刚笔下的胡适，你可以和他握手寒暄，笑语谈辨，不知夜之将尽，人之将老。一组《胡适杂忆》经典语录句子摘抄大全送给大家哦。
1、早年的胡适之和李大钊诸先生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辩论，其关键亦在此。他们辩者双方事实上都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要不是那时是个“启蒙时代”，这批大教授的夸夸之谈，实在是贻笑方家的!
胡先生那时“少谈些主义”底论调一出，对方抓住这个小辫子，很快就给他戴上一顶帽子，说他是个“实验主义者”。加以那时在杜威大师的法驾初临中国，黄面皮的弟子们执礼甚恭，师徒相映，站大师背后的胡适就真的成为杜学东传的一世祖了。
后来那对“实验主义”一无所知的鲁迅和瞿秋白，被实验师徒吓得手足无措，而内心又醋意盎然，因此说出些“此理今凭实验传”一类完全不通的酸话。
2、我是有历史癖的；我深信语言是一种极守旧的东西，语言文字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但我研究语言文字的历史，曾发现一条通则：
在语言文字的沿革史上，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学者文人却是顽固党。
从这条通则上，又可以得到一条附则：
促进语言文字的改革需要学者文人明白他们的职务是观察小百姓语言的趋势，选择他们的改革案，给他们正式的承认。
3、我们这批传统包袱甚重的知识分子，谈大政治，学问不够；谈小政治，体验不足；瞎吹民主、自由，而在民主圣人胡适的资助下；在杜威铜像之前，尚且民主不起来，哪里还有脸皮向祖国同胞说教呢？一念及此汗从颊来，笔者也自知肤浅，再不敢在祖国报刊上瞎写文章！
4、一次胡先生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厨房烧饭，一个彪形大汉的窃贼，忽然自防灭楼梯、’破窗而入:幸好胡老太太没有学会一般美国女人临危时的尖叫，她老人家只是下意识地走向公寓大门，把门打开、…反身对那悍贼，大叫一声GO！真是积善之家，二必有余庆，卜那位大熏娥，、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从门口Go，了。她老太太把门关好，又逸地回厨房烧菜去一了。
5、因此，胡适便成为近代中国，唯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不用说，他对高度工业化社会所孕育出来的“现代文明”讴歌不绝;他对我国优良的农本主义的社会传统―乃至不太优良的社会传统，也在有意无意之间，作出了有深厚温情的维护。
6、但是当时在北京居住的吾皖老辈对后起的青年学者则多鄙薄陈独秀(实庵)而推崇胡适之。政治思想问题倒是次要的。.一上要的是传统的礼教观念在作祟。陈实庵的偏激言论，本已不容于乡中前辈;而他以北大文科学长之尊，竟公然在北京缥妓宿娟，甚至亲往妓院“打场”(宠妓暗结新欢，原押客愤而动武之谓)。这行为使同乡前辈中的真道学、假道学都一起摇头叹息。此事胡先生曾亲口告我属实。
7、“哲学”和‘宗教”如今已不能再谈“真理”，它两位老人家只能在“追求意义”和“满足情绪上去寻求自保之道了。在这方面胡适倒的确是个例外。他真是个百通一通的大材。不过一个人的精力究竟有限。在胡氏无所不通的学问里，有许多方面在专业人士看来，只不过是各该专业范围内相当高度的常识罢了。而胡先生亲手“拿锈花针”的专业―如他中年所搞的“禅宗”;晚年所搞的“水经注”―则又与政治科学无关。因而胡先生谈起大的政治问题来，事实上是以常识论政。“国体”和‘组党”一类的问题，又岂是常识可以应付得了的?
8、胡先生对美国文坛概况一无所知，一点也没有什么难为情。他在座谈会上逼得说谎，且说了不少外行语，倒令我很为他难过。胡适哪里会有功夫去每季选读一两部畅销小说?这类小说的绝大多数算不上是文学，连美国严肃的批评家也不读它们的。美国高级文艺刊物这样多，胡适仅能提一提当年纽约两大日报所刊载的畅销书目表，实在太不合我国新文学开山祖师的身份了。
9、胡适那时的表现与陈独秀正相反。他是刚自美国学成归来的真正的新青年，学问上固然“中西俱粹”;在个人行为上，也循规蹈矩，为一时模范，在同乡长辈中，口碑极好。因而新文化运动中，一切为老辈所看不顺眼的什么“反贞操”、“仇孝”、‘打倒孔家店”等等烂帐，都上在陈独秀头上;而“新文化”、“新文学”、“新思想”、“新道德”等一切好的新的都封给了胡适。加以胡氏又是位调和气味极重的人，不因同乡长辈或平辈是官僚、军阀或纵垮子，就拒人于千里之外。纵是段系所召开的“善后会议”把他列名其中，胡氏亦不自辩。所以他同我家老辈在北京颇有往还。
10、胡先生治学的态度是和冯友兰、顾领刚诸先生不同的。冯、顾诸先生是举一反三。有点证据，就先把议论发了再说。冯著《中国哲学史》的第一版就错误百出;到二、三版再慢慢改正。胡氏则不然。第一，他是受了他自己所倡的口号所限制，坚守有论必有据的原则。所以就“无征不信”这一治学规律来说，胡先生绝对是当代第一人。第二，他也是受了他底盛名之累。他出的书第一版就不能有大错。胡适之治学，让人抓住小辫子，那还了得?!所以他不得不特别谨慎。
11、我说胡先生，你既不反对“西化”，为什么一定要反对“印度化”呢?他的解释是“西化”也就是“科学化”、“民主化”;而“印度化”则是无生人之教的开倒车。
并且四五千卷的佛经在胡氏看来也不过是部说谎书。那个禅宗东传的一世祖菩提达摩(自称一百五十岁)是骗人的。其后“传衣得法”的弟子们也都不诚实!
“佛家八戒里很重要的一‘戒’便是戒谎，于胡先生向我说，“但是个个和尚都说谎!”
“胡先生，”我说，“你认为基督教的《圣经》就不是一部说谎书吗?”
“他们的谎没有佛教里的和尚撒得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