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原籍福建，生于上海，曾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博导。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中国的宗教史和思想史。葛兆光，男，原籍福建，1950年生于上海。1984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1984年10月至1992年3月任江苏省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1992年至2006年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68年上山下乡，1971年10月至1978年3月在贵州省凯里县砖瓦厂、农药厂、供销社当工人，1978年于当地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曾任扬州师范学院（今扬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兼任国家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成员，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古文献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聘教授及日本京都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台湾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曾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主要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1986）、《道教与中国文化》（1987）、《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1989）、《唐诗选注》（1994，1999）、《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1995）、《葛兆光自选集》（1997）以及《中国思想史》两卷本（1998、2001）等。葛兆光经典语录名言名句大全，喜欢就赶紧收藏起来吧~
1、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初，教会的腐败、固执和贪婪，开始了教会的衰落，刺激了国王权力的高涨。
2、东亚的中日两国中，日本除了培理事件而开关外，没有太多的外患，因而十八世纪的锁国之后，反而产生出一种向世界扩张的民族主义。而中国由于中国中心的自大，导致强烈的外患，这使图存救亡成了近代中国最大的课题，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保全中国。此后两国现代化的命运不同，进路不通，原因是否可以如此解释？
3、宋代家族重建中，清明祭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渐渐形成风俗的清明祭祀，使得一族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对同一祖先致敬，因此促进了这种家族的认同感。而清明祭扫这一风俗，又是在唐代佛教大盛之后，确立了祖先魂灵在墓地的观念形成的，在宋代加上了儒家尤其是理学家对家族运动的推动，因此形成了宋代以后的家族建设。
4、禅宗重视的是现水自去心么的看风心自我解脱，它尤其注意小这日多只生只么把当的细微小和到那眼中得到启示和小这大自不第的陶冶欣赏中获得超悟，好国中们家它不大有迷狂式的冲动和激情，有的是一种体察细微，幽深玄数就对的清雅乐趣，一种宁静、纯静的心的喜悦。
5、日中历史有一些时期很有巧合性，比如朱元璋建立明朝并即位的洪武元年1368年，恰巧是足利义满成为室町幕府第三代征夷大将军的那一年，而宣统皇帝宣布退位的1912年，又恰巧是明治天皇去世的同年。因此，整个明清时代，和室町初期到明治末年，重叠为一个历史时期，而这个历史时期中，中日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日本被整编进入明朝的册封体制，以足利将军为“日本国王”，向明朝朝贡的时期；第二个是日本方面在宁波争朝贡先后，从而激怒明朝，命令停止朝贡并将日本置于册封体制外，中国与日本开始进行对等贸易的时期；第三个是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光在宽永年间颁布锁国令，限定中国商人与日本通航仅在长崎一地，两国关系从而进入以长崎通商为中心的时代。
6、印刷术的普及、火药和罗盘，造成的结果是：知识超越教会的垄断、大学扩大，使不属于教会的知识分子阶层集散地 从属于教会的学者角色，军队和航海使得国王的权力大大膨胀，视野的扩大使原来的知识思想框架无法解释面前的一切，因此引起怀疑旧思想和寻求新知识。
7、学者也和普通人一样，身处社会，必然受到社会变动的影响。特别是晚清民初以来，中国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原本“天不变道亦不变”，现在却“瞠目不知时已变”。国家与民族的动荡不安，把所有学者抛进巨浪颠簸之中，且不说帝制王朝与共和政体的交替，民族危亡与思想启蒙的冲突，民族本位与世界主义的抉择，就是业已习惯的旧传统与汹涌而来的新潮流，赖以自负的旧学问与需要追逐的新知识，习惯面对的旧朋友和不得不面对的新贵胄，也已经把那个时代知识人的心灵撕得四分五裂。
8、国王则因此开始其寻求内在统一的进程，如通过印刷文件统一和纯洁语言文字，进而纯洁宗教和民族的归属与认同，这样形成了欧洲各国的民族国家差异，但是，在历史寻根上，他们同样把信仰基督教作为自己的民族特怀，把历史追溯到希腊罗马，因此，在欧洲国家的多样性中还是有着清晰可同的同一性。
9、原来的背景是，“直到十五世纪，罗马公欧洲唯一的宗教，教会是超越置之脑后 的组织，它通过宗教建立共同的价值体系、文化意识，通过知识界影响大众”，从十世纪到十五世纪，十字军对穆斯林威胁的宣传，建权了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世界的对抗的想象，但也造成了欧洲的认同与罗马公教的权威。
10、当汉字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思想运算的符号被接受时，人自己创造的文字，就反过来影响、制约和规范了人对世界的认识
11、现在回想，编那几本集子的时候，我对学术界还算有信心，总觉得前辈学者余荫犹在，如果“发潜德之幽光”，沿着余波或许仍可以溯流向上。但编这本集子时，我的心境却很苍凉，觉得前辈的身影，连同一个时代的学风与人格，仿佛在暗黑之雾中渐渐消失，不由得想到的却是“余音”这个多少有些无奈的词语。尽管说，“余音绕梁”也可以“三日不绝”，但是“三日”之后呢？因此现在我想到的，却是“余音”或成“绝响”，总会袅袅远去。史华兹对中国古代思想世界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即在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是，“不是历史被神话化，而是神话被历史化”因此，想象制造出来的虚拟世界和生活所在的现实世界（生死两界）被“理性化”（通过仪式），并给予了历史依据（有史为证）。
12、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使教会分裂，统一的控制力分离，基督教一分为在，对于真理的绝对信仰，被对于经典的绝对信仰代替，对于经典的信仰又被内心自觉所代替。
13、学术常常被政治绑架，历史叙述有时就像事后有意放在现场的证据。
14、犹太人在近现代尤其是十九世纪欧洲知识界的创造力是登峰造极的，这肴不少犹太人逐渐同化于论，但这种同化并不完全，很多犹太人在抛弃自己传统的时候，也还未能全然接受非犹太传统，由于他们站在两个世界之间，所以他们喜欢怀疑，自己民族的偶像被打破，但又不愿意接受非犹太民族的偶像，“这些犹太知识分子因与周遭文化中认为理所当然的想法保持距离，遂能有知识上的创新能力”“犹太知识分子位处于两个文化世界的边界上，这个位置鼓励怀疑和独立，使他们容易成为另一位社会学家意大利人巴烈图所谓的知识‘思索者’”。
15、20 世纪非常特别，充满政治化的环境，使得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处境也非常特别，这个时代，没有退隐山林，没有袖手旁观，没有骑墙中立，就好像那句著名口号“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一样，时代逼着你不归杨则归墨，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