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募兵时，袁世凯就有《募兵告示》，宣传新军纪律：强奸民女者，斩；擅取民物者，斩；聚众斗哄为首者，斩；沿途逃亡者，斩；行路离伍者，斩；强买民物者，插耳箭。
2、袁世凯当然也维新。当时的国内外环境，稍微有些良知、稍具清醒意识的士大夫都在发出改革变法的呼声。这呼声此起彼伏。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改革理念与方式。孙中山是彻底的维新――暴力革命。张之洞是中体西用式的维新，用普通话来讲，这老兄主张的是马体牛用或者牛体马用，按我们现在的看法，则是驴唇不对马嘴。顽固派也喊维新，他们维的是旧的思想，只不过希望人心崭新一下，比如激发天良什么的。你要是跟他讲民权人权，他认为中国伦理就会灭绝，不出十年四万万人就沦为夷人那样的禽兽了。康有为是激进式维新，老想出轨，最后既把光绪当了赌注还把咱的主人公袁世凯也绑架进去了。
3、中国士兵所受的军事教育太差，因而素质也低。他们不够勇敢不是因为天性中某些遗传因素的欠缺，而是周围的环境使然。威海卫兵团在从义和团手中夺取天津的战役中显示了中国人的禀性。总有评论说中国人只需要领导，威海卫兵团短暂的历史就证实了这一点。
4、面对太平天国的声势，清政府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让大臣练兵的。1853年（咸丰三年），政府任命的督办团练大臣多达四十余位。这其中，练出名堂的就是曾国藩及其湘军。
5、可以这么说，不管是湘军还是淮军，由于面对的太平军与他们是一样的黑社会性质，双方都是靠的血缘与人情，战斗力也就相当，打得不相上下。淮军跟现在的中国球队接受外援一样，聘请了西式洋枪队。事后李鸿章的淮军，在硬件方面，也使用上了洋枪洋炮。软件方面，19世纪70年代起，开始派遣留学生赴德、日学习军事。80年代，开始聘请德国军官教练陆军，设立北洋水师学堂、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并且有了自己的近代化海军――北洋舰队。但软件的核心，制度与人事方面还是黑社会性质。面对日本那样完全近代化的军队，当然不是人家的对手了。于是海陆两军，全在甲午战争中打了水漂。
6、北洋武备学堂学生。北洋武备学堂，乃李鸿章创办的国内规模最大的陆军武备学堂，教官全是从德国聘请，学生素质自然不低。但由于淮军老将不信邪，所以这些毕业生在淮军部队里并未受到重视与重用，相反，经常遭遇各种哂笑与轻慢。袁世凯把其中的佼佼者收拢过来，破格提拔，大胆使用。几个月不到，就抽调一百三十多名，充实到了各个岗位。后来出名的计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段芝贵、张怀芝、王英楷、李纯、王占元、田文烈等等。
7、康有为在捞这根稻草时，还用了最弱智的方式，派自己的亲信弟子、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侄子徐仁禄前去小站现场考察。徐仁禄到后，首先观察到袁世凯非常倾向自己的老师，甚至夸康有为“悲天悯地之心，经天纬地之才”。于是徐仁禄用小孩才用的方式挑拨说：我的老师与其他同志们经常向皇上推荐您，可是荣禄说您跋扈，不可大用，不知您因何与荣不洽啊？袁对曰：啊，是这样的，原先翁同欲增我兵，荣禄说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翁说，曾左也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结果徐仁禄回去汇报说袁这人已为我们康老师所动，可用。
8、袁世凯那时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不是常识，或者说，帝国大一统江山下，练兵也是给政府练的。而且，帝国传统一直是以文将兵，重文轻武乃是几千年的传统。一般文人谁愿意干呢？当然，也不大会干。相形之下，袁世凯虽然勇于任事，且知兵的名声并不虚，他在朝鲜就借用英德操法给朝鲜练过新兵，而且从小就喜读兵书。但是刚开始他也并不想干，很简单，在天朝那样的制度与人事环境下“断难有为”，所以他一度力辞不干，未得允许。
9、于公于私，袁世凯都是一腔热忱，爱国忧民，甚至惦念老母的孝子心思，在字里行间都毕露无遗。况且，像李鸿藻这样的清流派领袖，一代帝师兼文章大家，都读不出小袁的孬种来，倒是我们现在的学者，比清流还清流？
10、洋务运动起步时，知识分子中的清醒人士，比如郑观应就提到过中国军队模仿西法改革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国这种“搬张桌子”都要流血的国度，政府不看到棺材盖，是不会主动改革的。而且即使改，也很扭怩：堂堂的大中华学习西方？羞死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