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随着这个国家的日益国际化，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了。作为华裔美国人，过去我经常觉得自己像个另类。随着中国与西方世界和美国的接触愈发频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去美国留学、定居，我的祖籍国和祖国的纽带在增强。
2、“那女的还真是脸皮厚呢！”张师傅回到厨房后，我对他说。我们在厨房里汗如雨下，她只是付了几块钱吃个午饭而已，说到底，不就是我的一根头发吗？！
3、虽然吃过这么多中国菜，我却并没有为吃在中国做好准备。我花了近二十年时间才接受了美国的中国菜，现在，我人在中国，面临一系列全新的挑战。初来乍到，我不止对这里的人，也对这里的食物感到陌生。一上来，我的味蕾就被各种味道压垮了，这些味道太混乱太强烈了。在餐馆点菜如同探雷，菜单上的菜名冠冕堂皇，端上桌才发现是内脏、爪子或者舌头。有一次，我点了一道看上去很安全的开胃菜，叫做“醉虾”，完全没有想到真是菜如其名。过了几分钟，服务员端来一只扣着盖子的玻璃碗，晃了晃，放在桌上，二三十只醉醺醺的虾子泡在料酒里，有的还试图爬出来
4、2000年我来到中国，那时刚从新闻学院毕业，初出茅庐开始写作。我在北京学了一年普通话，又来到上海，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为美国报纸杂志写稿。中国经济涨势见好，美国意识到这个新兴大国可能要取代自己的地位，因此需要更多有关中国的报道。上海是我事业发展的好起点。
5、我在南加州长大，从小没少吃中国菜。我的妈妈原本是一位生物学家，后来改行当软件工程师。她没多少时间做饭，但她有几道经久不衰的拿手菜。她用浅盘放入电饭锅蒸肉饼，当饭和肉饼都熟了的时候，她将蒸肉饼的汁儿浇在饭上。她也会用蚝油炒一些简单的菜式，用火腿、鸡蛋、青豆和胡萝卜丁炒饭。逢年过节，妈妈便会拿出电火锅，我们在锅中烫切得纸片儿一样薄的肉片和青菜，这便是中式火锅。偶尔，我们全家人，包括偶尔来家里住一阵子的外婆，会在周六或者周日花一整天时间包猪肉香菇馅儿饺子，或水煮或油煎的饺子就像土豆泥一样，具有抚慰身心之功效。
6、中国记者大驾光临之前，总会先通知餐馆，而且从来不需要付餐费。如果食物不怎么样，他们就描写就餐环境。（有位记者愉快地告诉我，通常食物越差，环境越好。）免费享用了一顿大餐之后，店家往往还会奉上“红包”，就是在信封里装上现金，以确保记者写出的文章是积极正面的。为了确保安全，店家还会跟出版人和主编套近乎（方法当然是请人家吃饭啦），这样一来，他们便可以在文章刊出之前先做一番手脚。有的时候，手脚做的更明目张胆，说是评论，其实和拿钱买广告没有两样，就差白纸黑字承认了。
报纸杂志的道德界限也相当模糊，人们重视“关系”更甚公开。餐馆和记者各得其所：记者饱了口福，餐馆生意兴隆。
7、我感兴趣的不仅仅是中国的食物，更是这个国家的历史。尽管我的父母原籍是中国，但我是在美国出生长大，对中国大陆所知甚少。通过这段美食之旅，我了解了一些历史事件，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我忠实地记录下在2005年到2007年这两三年间，我所看到的中国。或许很快，我所观察到的一切也将成为历史。
8、也有一些东西没有变，比如中国人对钱的态度――还是爱问别人挣多少钱，某个东西花多少钱买的；比如中国人的智慧――正如我在张师傅和王主任身上所看到的――依旧闪光；再比如，北京人对饺子的热情也一如既往。我也有同样的热情。我永远不会对擀出完美圆形的饺子皮、包猪肉茴香或者羊肉南瓜馅儿的饺子感到厌烦。我希望，这份热情将永远持续下去。
9、我在音餐厅领悟到，对于是否“地道”的看法是相对的，我人在上海，吃着上海厨师做的上海菜，但有些人却认为这不是地道的上海菜。……大家口口声声说“地道”二字时，并没有考虑到食物也是与时俱进，无时无刻不在变化，食物反映了起源地，而起源地本身也在变化。学生们不拿工资，而是领公分。男生一天挣十个工分，女生一天挣八个。一年下来，当所有的棉花、小麦和其他粮食被卖掉之后，村民便和生产大队分享卖粮收入所得。“一公分大约能折合一分钱，我劳动一整天挣到的钱可以买一张邮票。”
10、“我那时19岁，激动得不得了。可后来，我慢慢意识到，这股激动的情绪并非发自内心，而是受到周围的人的感染，”他说，“我周围的人都激动极了，我也一样。”
王主任并不认为自己是红卫兵，红卫兵来自非知识分子、非地主阶级和非官僚家庭，是家庭成分好的孩子松散组织的队伍，四处摧毁庙宇、书籍、乐器和其他一切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物品。红卫兵有时会分派系，彼此打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