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医生》并不是泛泛地展示和谴责纳粹之恶，它通过对40个左右的纳粹(其中29个纳粹医生)和80个纳粹受害者9其中40个成为纳粹的医学助手)的访谈，作者试图进入纳粹医生的心理世界。本书的研究目的并非简单的谴责邪恶，更多地是为了“理解邪恶”。确切地说，作者试图从医生这个角色入手去回答：为什么“普通人”会变得邪恶？是他们“本性”如此，还是“环境”使然？如果是“环境”使然，这个“环境”又需要什么样的构件？《纳粹医生》这本书所传达的，与其说是纳粹的危险，不如说是我们每个人自身所蕴藏的危险。历史上奥斯维辛这样的恐怖时刻并不多见，但是现实中像“斯坦福实验”中那样的“微纳粹”时刻却比比皆是：警察的刑讯逼供、强拆中的打手、打人的城管…有多少“普通人”在完成“角色转换”之后可以若无其事地作恶？游行中打砸抢烧，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网络世界的语言暴力，又有多少人在“集体”的遮蔽下中施暴？当一个人“脱下”作为个体的自我，“穿上”他者的身份，并隐身于集体的庇护，作恶行就变得轻松自如。而对于小恶汇聚成大恶，有时候“普通人”所需做的全部就是“别过头去”。纳粹之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中，它一直在薄如蝉翼的文明之下蠢蠢欲动。小编为大家分享一篇《纳粹医生》经典语录句子摘抄大全，赶紧收藏起来发朋友圈吧。
1、而且，德国医生被劝阻在其科学论文中引用犹太医生的著作。如果必须引用，则要求把所引用的犹太人来源的著作单独列出来――如同“种族分开”一样，这样就以科学文献分开的方式，保护雅利安医学不受犹太污染。尽管这一时期绝大多数时候德国面临医生短缺的情况，但意识形态的要求压倒实际的需求。纳粹医学领袖们认为，只有在对医学行业进行净化之后，他们才能开始号召这个行业来实现那个生物医学愿景。一个名叫海因茨・蒂洛（Heinz Thilo）的纳粹医生，给奥斯维辛起了一个合适得多的名称――“世界的肛门”（anus mundi），这个词说出了另外一个纳粹医生约翰・保罗・克雷默（Johann Paul Kremer）要表达的特点，他形容“毒杀羸弱妇女的行动……格外令人不愉快”：是“所有恐惧中的最恐怖”。
一个机敏的波兰精神病医生认为“世界的肛门”一词准确反映了纳粹关于“清洁这个世界之必要性”的看法，反映了“德国超人的世界……没有病人、残废、心理不道德者的存身之地，更不能受犹太人、吉普赛人或其他血统的污染”。他说，所有这些就是纳粹生物医学的废弃物。在奥斯维辛，这尤其指犹太人。
2、希特勒之前的意识形态家和希特勒本人都把德国一战后的混乱和堕落解说为“疾病”，尤其是雅利安种族之病。20世纪20年代中期，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这个时代已是病入膏肓，都腐烂了。任何想要治愈它的人，首先就必须鼓起勇气，找到这种病的原因。”对此的诊断结果是种族主义的：那个唯一真正进行“文化创造”的雅利安种族，放任自己被以犹太人为典型代表的“文化毁灭者”削弱，直至生存危险的境地。犹太人是“种族污染”和“种族结核病”的代理人，也是寄生虫和细菌，在他们寄生的那些宿主民族身上引发疾病、退化和死亡。他们是“永远的吸血鬼”“吸血蝙蝠”“细菌携带者”“人身上的寄生虫”和“腐尸上的蛆”。
3、约翰・S一生的故事说明一些历史力量与个人―心理倾向的相互作用。关于这种相互作用，我要强调的，是约翰・S对不朽“人民”的强烈信念：战争的神秘性，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和挫败，不可抑制的沉浸在战争带来的死亡和战败国的低落，对“前线经历”的荣耀化，用“在背后插了一刀”来解释战败等，通过这些明显的是非颠倒，德国的再起成为一种幸存者的使命和对死者的还债；那些死者“根本没有真正死去……晚上爬出了他们的坟墓，在我们的梦中来拜访我们”。这种集体的赎回―复兴冲动，其暴力就通过军事化的男性团体（自由军团和冲锋队）表现出来，而且具有可能残忍对待其同性恋倾向的矛盾心理。
4、到了1942年9月，法本公司就在莫诺维茨经营起自己的集中营了。
法本公司与党卫队的这种合作不同于“常规的奴隶经济学”（在常规的奴隶经济学中，奴隶是“要维持和最佳利用的资产设备”，须在充分的生命长度中逐渐“折旧”），而这种合作是： 将奴隶劳动力降低为一种消耗性的原材料，一种人力矿石，系统性地从里面榨取生命之矿。当没有可用的能量后，这些活着的矿渣就被运往比克瑙屠杀中心的毒气室和焚尸场烧尸炉，党卫队在这里又将它们循环为德国的战争经济――金牙送到帝国银行，头发制造垫子……即使是走向死亡者的呻吟也变成了一种工作刺激，劝诫活着的囚犯更努力地干活。
5、精神疾病患者通常被当作“无用的吃饭者”，由此而来的逻辑延伸是：用饥饿作为一种杀掉他们的方式。作为致死的一种消极手段，饿死通常是不怎么被注意的。在许多地方，精神疾病患者已经是不让吃饱了，而不必养活他们的想法又在“传播之中”。而且，一个新的中央会计处的设立显然又减少了拨给这些机构的费用。（冬季治疗的减少也是类似的原因和效果。）帕方缪勒医生基本上响应这种做法，在埃格尔芬格―哈尔，他早已采用过将儿童饿死的方式。到1943年，他会为那些老年人设立两个“饿死屋”。
6、在讨论纳粹医生的持续功能时，雅各布・R医生强调了“权力的问题――对别人拥有不受控制的权力”。就这种权力的邪恶使用而言，塔德乌什・S医生引用了费舍尔医生告诉他的一段话：“我们〔纳粹〕现在已经走得这么远了，我们已经无路回头。”这句话可能有两种含义：一是道德原则，邪恶不能消除；一是心理原则，即维持了一段时间的死亡工厂，必须维持其功能。从心理学角度看，残暴带来残暴：为了给杀戮辩护，证明其正当性，也为了将其视为杀戮之外的东西，持续的杀戮沦为了心理需要。
以这种分裂和麻木而生活的动力，在恩斯特・B所说的纳粹医生后来的态度中也显示出来：“哦，他们仍然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没有道德不安。他们只是对失掉了这场战争不高兴。”
7、我们在谈了将近两个小时之后，他清楚地表明，他不想再说什么了：“我已经将近80岁了……我再不想与那个时代有什么牵扯了……我再也不想去想它了。”
他的故事是一个中年精神病医生作为一个依赖的、本质上是服从的公务人员在一个国家体系中的故事。尽管医学杀人项目对于这样一个人是太过激进了，但他不会冒险甚至不会去想进行真正的抗拒，他的妥协是顺从与努力坚持精神病学专业标准的结合。其结果就是对自己道德堕落的苦涩，以及服务的那个政权带给他幻灭的苦涩。E医生的个人经历，代表着一种折磨所有德国精神病医生的困境，这段并不遥远的过去了的杀人插曲，这样的记忆既不能面对和承受，也无法挥之而去。
8、就“安乐死”而言，约翰・S赞同这个想法，强调它是一种“赐福”，让那些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得以“解脱”。但是，他激烈批评这个项目的实际执行，认为它是“希姆莱圈子”的产物，它带来了一场官僚机构灾难。他也反对纳粹国家――整个社群或共同体的代表――来取走人命，似乎也倾向于把这种事完全交给医生就好了。
9、各类机构的主管们有一种强烈的绝育冲动，消灭众多情况下可能会有的遗传影响：盲人、聋人、各种先天缺陷者、畸形足、兔唇和腭裂这类“残废人”都在绝育之列。这种遗传主导的世界观，要求医生们进行各种讨论，即不仅仅对虚弱者和残损者进行绝育，而且对他们的亲属、对任何有可能“携带”他们缺陷的人都进行绝育，讨论如此做法的明智性。毫不令人吃惊，弗里茨・伦茨在这上面走得最远。他提出了对那些只有微弱精神疾病征兆的人也进行绝育的好处，尽管他也承认，如果激进地应用这个原则，将会导致对整个德国人口的20%都进行绝育，这相当于2000万人！
10、囚犯们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制造一种健康、强壮、尤其是能干活的外观感觉。一些人在衣服里塞一些破布，以显得胖一些（在不要求脱光衣服的情况下）；有些人则把自己能够找到的任何东西涂到脸上，或者是快速地用力擦脸，以便把苍白遮住，让脸上有点颜色；每个人都尽量做出精力旺盛的举动（小跑或跑步到达位置），远远超过他们当时的实际体力。玛丽安・F向我解释说，尽管并不理解为什么和怎样做，“我就要在我脸上保持着一种坚定的笑容……〔我〕决定永远也不露出害怕”，她忍受着痛苦也要刷牙和洗脸――这些都是一些囚犯要争取活下来而采取的不同寻常的努力。
11、他看上去也同样同情“安乐死”，他强调这是在“医学意义上”，当它似乎变得更是“一种政治行为”时，他就批评它了。他谈到当病人“从我们这里带走时”他和他的同事们如何困惑，“我不知道他们去哪儿”――直到他从亲属那里得知这些病人在特殊机构里“很快死亡”。得知真相，“我很震惊……很恐惧地想到它竟然发生在一个井然有序的国家里”。他和他的同事们想一些办法来救病人（比如，不做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将他们转到不那么受这个屠杀项目影响的私人机构去，或者是把他们送回家），但大多数时候还是以他们不得不做的方式来合作。精神病医生中出现了“抗拒”或“冷漠”的不同态度，后者似乎是多数，“接受了〔这个项目〕，因为这是一项国家政策，他们不希望反对它”。
12、护士和护工也有一些抗拒的举动，或者是警告病人赶紧离开医院以免太迟，有时甚至是帮助病人隐藏起来。一个教会管理的机构中的一个前病人，讲述了她和其他病人听到汽车开来，要将她们带向死亡时是多么害怕：
我们穿过树林，四处奔跑，因为我们不知道朝哪儿跑……当姐妹们（护士们）来接她们时，许多人〔病人〕又开始跑……我们好几次藏在谷仓里……现在什么地方都不安全了……只要有车开过来，护士长就会喊“注意，快走，藏好。如果有人来，不要站起来。”
13、意识形态本身并不足以支撑极权体系，它需要借助权力的保驾护航。如果说希特勒上台前纳粹的吸引力来自于意识形态和希特勒的“个人魅力”，他上台后，其吸引力则越来越借助于权力的魔法。在这里，权力首先是一种诱惑，其次才是一种压迫。“如果你跟我们走，你可以得到晋升，得到机会，得到物质回报，至少，你可以得到安全。”于是，“真实的信仰”和“表演性的信仰”界限变得模糊，并相互循环。
14、不管约翰・S在前线的经历起了什么作用，他经历了这些却不后悔。他知道纳粹杀了许多犹太人，但却要证明这个数字被夸大了，许多犹太人并不是被德国人而是被乌克兰人所杀，而且“数字并不说明什么”。他尽力（而且成功地）坚持他的纳粹宗教。他的结论是，国家社会主义并不错或者并不坏，而是“时间太短了”，让它实现目标的时间太短了，这“将用许多代人的时间”；希特勒如同摩西一样，“打开了进入一个新世纪的大门，但没有穿过入口”，说希特勒从本质而言“是19世纪的人”。最后，“国家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们没有发展出足够的生物学教育，这就不可能在生物学上对人民进行足够的教育”；因此，“国家社会主义的悲剧，在于它从来没有实现”。
15、这里我想起了一位讲法语的东欧幸存医生的警告：“教授喜欢去理解不可理解之物。我们这些自己曾在现场的人，总是问自己这个问题，而且会一直问到生命结束之时，但我们永远不会理解它，因为它就是不可理解的。” 这段话并不仅仅是谦虚，它更表明了一个重要的法则：有些事情是不可能被我们充分理解的。我们最好是承认：一种局部的理解，一种理解的方向，是任何方法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了。
16、帕方缪勒和他的同事们得到了充分授权，筛选饿死哪些人。没有表格或问卷调查表。用格哈德・施密特的话来说――他在战争末期接任了埃格尔芬格的院长，这种“假食物”就是一种“杀掉的方式……它在传统意义上并非杀害，不是有着明显原因或结论的一次性行动”。帕方缪勒经常筛选那些病情被认为未严重到足以送往毒气中心的病人来饿死。埃格尔芬格的座右铭是：“不给他们油水，然后他们就自生自灭吧。”这里的饮食基本上复制了考夫博伊伦的模式，只是每天增加了一片面包。但这个食谱被证明在饿死人的时间上不够奏效后――厨房人员有时会违背命令，在菜汤里加一点肥肉或肉――就把它的份量也减少了。
17、一个反纳粹的精神病医生格哈德・施密特在战争末期接管了帕方缪勒的这家机构，他就自己在这里和其他地方看到的“安乐死”项目的情况写了一本书。施密特强调，帕方缪勒深深信奉“不值得活着的生命”的观念，深深信奉纳粹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要求消灭帕方缪勒所说的只显示着“貌似存在”的“可怜病人”。在战后才第一次见到帕方缪勒的施密特，在我们的交谈中，说他是“一个简单的人，坚信〔‘安乐死’项目〕是急迫需要的”，属于那类“觉得他们能够用这种方式来使人类更为健康”的人。他还说帕方缪勒有一个名声，“内心非常柔软，是一种柔软的压抑类型”，通常“不会伤害一只苍蝇”。
18、在课堂上，医生们偶尔会重申与纳粹政权做法相冲突的智力和伦理立场。我访谈的一位反纳粹的医生告诉我，他的一位老师卡尔・克莱斯特教授拒绝在一个“安乐死”任务中服务，并且对他的学生宣布：“想一想吧，他们想让我，一个老医生，用自己的双手来犯罪。”据说，这个教授当场被学生积极分子谴责，不过，可能是因为他比较资深，没有受到什么惩罚。大部分反纳粹的医生在讲课时倾向于慎言，较多的是暗讽。克莱斯特教授可能也是如此做法，但他的这位前学生视其为英雄，希望记住的，是老师比实际表现的更勇敢。
19、在被派往奥斯维辛或某个“安乐死”屠杀中心之前，这些纳粹医生绝大多数都是很普通的医疗从业者（尽管也是纳粹党员），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然而，严酷的真相是：人很容易被社会化得去杀人。人适应环境的天赋，很好地发挥过作为物种的作用，如今这种本能也可以使形形色色的男性和女性适应业已出现的种族灭绝制度，适应盛行的种族灭绝心态。
20、一位著名的波兰囚犯医生瓦迪斯瓦夫・法基尔形容奥斯维辛“健康服务”的“主要目的”是作为“大屠杀中的一环”。“门诊中心”是“筛选之地”，而住院则是“死亡之前的‘候诊室’”。在他看来，奥斯维辛的医院也在提供一种医学合法性：“如果人们得知在集中营有这样的……机构，他就不会相信囚犯会是饿死、恐怖或大屠杀的对象。”医院还有隔离病人的功能，尤其是那些传染病患者，以“防止可能的流行病，它会影响到党卫队人员和德国工业所雇佣的隶属于集中营的平民奴隶劳动力”。
21、任何时候一个党卫队医生来到奥斯维辛，都会重复这个过程：
新来者提出的问题被他已有经验的喝酒同伴给予回答。他会问：“这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就会出现一种类似于概括性的回答……论证了一切，什么对他〔囚犯〕更好――是他死在屎尿之中，还是在〔一片〕毒气中上天堂？这就把提问者的一切都平息了。
22、人民共和国必须坚守一点：只有健康者才能生育孩子……在这一点上，国家必须作为一个美满未来的守护者而承担责任……必须将最现代的医学技术手段运用于此。必须宣布，所有那些无论在哪个方面，只要是有病者，或者是有遗传病者，都不适于繁殖，不适于繁衍下去。在这些医生中，一种浪漫空想的倾向与信奉科学―医学合理性乃至崇拜结合起来。在这个纳粹项目中，正是勃兰特那种宗教―浪漫主义般的卷入，导致了他对大规模屠杀的麻木，导致了他能够不同寻常地一直寻找整个纳粹项目的好处。在直接的人际关系中体现出某种程度的正派，反对自己周围那些较为“粗鲁的纳粹”，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强化了一种个人美德的感觉。勃兰特自己是个医生，是个治疗者，就这个过程而言，他对自己的这种强烈感觉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正派纳粹”为这个政权做了许多事情，对于纳粹的大屠杀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23、追求效率、极度随意，还有残忍和羞辱，在集中营筛选中，这些情况格外突出。一个捷克犹太人囚犯医生雅各布・R描述了“有时党卫队会把整个特别行动队叫来，让他们脱下裤子，看看他们是不是没有臀肌〔这表明了饥饿和衰弱〕，如果没有就送往毒气室”。沃尔肯讲述了执行筛选的医生挑一些“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让他不高兴的〔囚徒〕……压根就没有医学检查”，所以他的一个朋友“就因为阑尾炎手术留下一个老伤疤被送往了毒气室”。如同他所补充的：“这样一个医生可以在10分钟内检查完一个区里的所有囚犯――大约是500人，这种筛选是怎样进行的就可想而知了。”人们记忆的这件事有一些混乱。193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一群共谋者，包括卡尔・朋霍费尔的女婿汉斯・冯・多纳尼，考虑将希特勒抓起来，以人民法庭的名义审判其用招致战争的方式危及了德国的安全。多纳尼和另外一个人制作了一份关于希特勒各种疾病的报告，把它拿给朋霍费尔看，希望他或由他领导的一个小组能够证明希特勒精神错乱。后来还有一次质疑希特勒是否精神健全的尝试，是战争最后一年中一些高级纳粹党员的图谋。并没有书面证据表明埃瓦尔德参与了这两起中的任何一次，不过他有可能参与了另外一起未记录下来的精神病医生们的努力，想要宣布希特勒为精神病患者。
24、对于医生来说，用药物来杀掉更为得心应手。他们的方式包括注射吗啡、吗啡加莨菪碱，或者是使用片剂，通常为佛罗拿或鲁米那。用药物杀掉一个早已虚弱的病人，在不能使用毒气室后，现在成为屠杀中心喜欢用的一种方式。尼切医生已经测试过了慢慢杀死的合适剂量。现在，更是名符其实的“注射器应在医生手中”了，或者是在一个助手或一个护士的手中。即使是在T4高峰时，也偶尔使用注射处死，比如哈达玛的一个医生拒绝把一个已经正式确定的怀孕的妇女送往毒气室，于是一个护士给她一针致命注射，解决了这个问题。
25、在这个精心设计的医学欺骗中，医生们是中心角色。亨利・Q医生这样强调：
〔纳粹〕医生……在欺骗上的共谋……是一种真正的表演……一辆红十字卡车让人们安心，卡车里装的就是要用来杀掉他们的氢氰酸。当人们运到时，会有一辆红十字救护车。这些细节就是用来让大家安心的。当人们看到救护车，会想这是一种医疗救护。用这种深思熟虑的心理处理来让人们不要有反应…… 有一些卡车，病人和老人、儿童和怀孕的妇女都告知到卡车上去。人们认为德国人文明，用卡车送病人、老人、儿童和妇女。人们真的认为德国人没有那么坏。然而，健康的人去了集中营，卡车去了毒气室。人们争着上这些卡车，〔说自己有〕糖尿病或心脏病。他们本来是去集中营的，但他们以为卡车的结局会好一些。
26、尽管希特勒后来对勃兰特很有敌意，但勃兰特从来没有质疑过他们的关系，甚至没有质疑过元首发动“安乐死”的人性，从来没有挣脱过希特勒对他所拥有的强大吸引力。所以，1948年6月，勃兰特在被绞死之前还由衷地宣称：“我总是凭良心为我的个人信念而奋斗，诚实地、坦率地、公开地这样做。”
较之任何其他医生，勃兰特都更是我所称的“正派纳粹”的一个典型。这样一个医生通常来自贵族或专业的、常常是医学的家庭，他们通常的文化教养和投身纳粹之前的道德标准，与他们纳粹忠诚的深度似乎有着令人吃惊的差异。这种忠诚包括对集体复兴这种主题的狂热参与，勃兰特尤其信奉希特勒，不仅视其为父亲，而且视其为先知和救世主。
27、T4项目的筛选标准已经很低了，而14f13项目则更低。T4医生的“检查”很马虎或干脆没有，问卷调查表常常没有任何医学信息，只列举囚犯犯罪的罪名和政治上的问题。普通的党卫队集中营人员就可以将囚犯的政治信仰或对元首的无礼评说解释为“心智缺陷”或“心理偏失”，而来到集中营的T4医生委员会几乎从来不反对这些党卫队人员提出的“转运”（至屠杀设施）的要求。不管这是多么歪曲拙劣的医学障眼法，囚犯们看到的“医生们穿着白大褂”，也有一些人显然猜到了他们是伪装起来的盖世太保。
28、康拉德・摩根讲述了党卫队医生如何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分享权力的感受。他去过一个党卫队卫兵室，发现这里远不是那种斯巴达式的简朴清苦。长沙发上躺着“玻璃眼镜闪亮”的党卫队人员，有美貌的犹太女囚犯“像对待巴夏一样”伺候他们。陪同摩根的这个党卫队人员（很可能是个官员），看到摩根对这一切似乎非常震惊后：“只是耸耸肩，说：这些人刚度过一个艰苦的夜晚，他们不得不把好几批人弄走。”这个陪同也相信他们有这种权利。
29、亨利・Q医生愤怒地提到了那些“关心病人”的医生却又“没有抗拒地参与到这样的大屠杀之中”，他指出，只有一个党卫队医生（事实上关于他的事有一些质疑）要求改派去俄国前线。亨利・Q将这个记录与囚犯医生始终如一的抵抗做了对比，后者冒着生命危险改动送往毒气室人员名单，以各种方式在筛选中救人。他近距离地看到了程序化与极度道德冷漠的关系――也就是……“上班下班的绅士”那种“放松”的态度。囚犯医生马格达・V指出（如同亨利・Q医生也指出的那样），不管纳粹医生对待筛选的态度有什么差别，他们还是将此作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而执行――而且还有着这样的顺从：“我想这些杂种知道他们来这里是干什么。”
30、恩斯特・B医生带着强烈的感受概括了这个转变过程的极端和神秘：
……这个〔转变过程〕无法向任何人解释。但是，正是这同样的现象现在就发生在恐怖分子之中，一些封闭的恐怖分子组织就是这样……只有经历〔过它的人才会知道〕。专家可以记录它，但不能进入到它的里面……不过，我觉得我可以给你某种感觉。当你走进一家正在屠宰牲畜的屠宰场……里面的气味也是它的一部分……并不仅仅是它们〔牛〕倒地死去等等。此后你吃牛排很可能感觉不太好。但当你每天都这样做〔待在这个情境中〕，持续两周，你的牛排就如同以前一样美味了。
31、一位非医学方面的科学家囚犯曾近距离观察过一些纳粹医生，读过他们的一些记录，对此有这样的描述：
他们认为自己在扮演“奥斯维辛大治疗师”（Therapia Magna Auschwitzciense）。他们甚至使用T.M.这个缩写。开始时，这是嘲弄讽刺的，但渐渐地他们就用它来指毒气室了。所以，任何时候你见到T.M.这个缩写，它指的就是毒气室。这个词是舒曼发明的，他觉得自己是奥斯维辛医生这个知识分子圈中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比如，他们用这个词来表示将人们从斑疹伤寒传染中拯救出来，他们为人们做了好事。也有他们所做之事是一种人性方式的感觉……“大治疗师”这个概念的第二层意思是进行科学研究――为科学而了解知识，等等。
32、尽管勃兰特不被视为一个强烈反犹主义者，但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赫希医生却讲了一件事。1925年，慕尼黑的一个学医的同学曾要求看看他的笔记，把笔记本还给他时，上面多了一幅绞刑架和一个人被绞死的画，并附有这样的字句：“赫希的末日：19××年？”这个学生被证明是勃兰特。
在纽伦堡审判时，勃兰特强烈表达了自己确信对不可医治的病人实施“安乐死”是有价值的。
33、所以，法学家兼纳粹占领时期的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说：“犹太人是较低的生命物种，是一种寄生虫，通过接触把致命的疾病传染给了德国民族。”他在自己统治的地方屠杀犹太人时宣布：“现在，一个得病的欧洲将会重新获得健康。”这是一种意志的宗教，意志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原则”，而纳粹的“意志”是对生死的完全控制。这种观点常常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但这个术语只能大致说明纳粹对自然“斗争”和“适者生存”的强调。事实上，纳粹政权反对达尔文学说的大部分内容，因为进化论假定所有种族是一个共同起源，它或多或少是民主的，因此它与纳粹关于雅利安固有种族优势的原则相冲突。
34、纳粹面对的前景是：或者将那些著名的、广受尊重的神职人员和其他抗议者囚禁起来，这样做的后果是激起他们十分害怕的民众反应；或者是终结这个项目。后面这个结局基本是希姆莱建议的结果，他说秘密已经不再是秘密了，但又补充道：“如果T4的运作完全交给党卫队的话，事情的发展会不同”，因为“当元首把一件事托付给我们后，我们知道怎样正确地来做，不会导致民众中无用的喧嚣”。
1941年8月24日这一天或前后，希特勒显然给勃兰特一个口头命令，结束或至少是“停止”T4的运作。
但是，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杀害并没有结束，大规模的屠杀刚刚开始。
35、我这位幸存者朋友所纠结的，也是我这项研究中一直纠结的，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心理事实：参与大屠杀，并不需要具有从事这种恶毒之事理应具备的极端情感或恶魔情感。或者换一个说法：普通人竟也可以恶魔般行事。
36、医学界人士对这些改变的抗拒极其有限。一个引人瞩目的例子来自于一个勇敢的知识分子――卡尔・萨勒――的抗议。这是一位原本前景不错的人类学家。早在纳粹政权之前，他就批评北欧日耳曼作为一个固定的生物学实体的这类概念。在自己的著述中，他坚持认为，所有种族都有一个持续变化的基因库，是一种持续的流动状态，德国种族早已与许多其他种族交织了，包含有大量的斯拉夫影响，这个主题质疑了纳粹生物医学愿景的根基。所以，正是盖世太保首领赖因哈德・海德里希本人签发了一个命令，禁止萨勒教书。萨勒被迫离开了在慕尼黑大学的教职。在他告别的那堂课上，萨勒重复了他的科学观点，说对真理的爱和荣誉感使他不能放弃这些观点。就绝育标准（尤其是涉及绝育人数最多的精神状态评定）和所谓的遗传因素而言，这样的法律架构掩盖了许多混乱而随意的裁决。政治上的考虑必然影响着诊断和决定，在希特勒的私人秘书和亲密助手马丁・鲍曼发出的一个指示中，这一点表述得很清楚。他指示，在对智力低下者的诊断中，必须把其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考虑进去。这清楚地暗示出，如果一个人被视为对纳粹有敌意，就很容易被贴上“智力低下”的标签，但要是给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狂热的纳粹党员，就得非常谨慎了。政治形势和政策上的随心所欲，也会以各种方式影响到这个项目。尽管绝育项目是高度优先的，但无疑也有热情消退的时候。没有人真正知道，实际上有多少人被绝育，较为可靠的估计，一般认为是在20万到35万人之间。
37、这个政权的医学官僚机构传来了持续的信息，精神疾病患者是“无用的吃饭者”，是这个国家及其战争努力的负担，是“不值得活着的生命”。即使这类暗示是间接的，但杀掉他们的许可却足够清晰。如同一个医生后来在法庭作证时所言：“在与这个项目中的其他医生交谈时，我得知，如果一个机构内的医生或其他人用注射或大剂量药物杀掉一个他认为应该将其消灭的病人，这不会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38、然而，在勃兰登堡的一氧化碳与吗啡注射杀人效果比较的“试验示范”中，从勃兰特在其中的作用来看，他已经很残忍和麻木了，他将这个过程视为“医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进展”。曾当过勃兰特助手的一个医生告诉我，那些比勃兰特走得远得多的精神病医生中，有些人觉得他们应该“把许多也许不应该处死的人加以处死”，勃兰特发现后很生气，要求这种做法马上停止。他的这种态度类似于他愿意挽救某些病人一样，并不能真正改变屠杀项目本身。他是那种想让这样的项目尽量“公正”和“人道”的纳粹。
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勃兰特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脱离德国政府、纳粹政权，或者是希特勒本人。所以，主审法官说，“在这个被告席上坐着一个看不见的人”，“这个看不见的人就是希特勒”，就毫不奇怪了。
39、就杀人的技术而言，由于特别行动队员出现了心理问题，对枪杀的依赖就逐渐减少。也使用过爆炸物，比如1941年9月在俄国就曾炸死过精神疾病患者。这种方式被证明没有效率，因为炸死后打扫现场的工作量很大，有时候炸一次还不够。毒气显然是比较好用的。
40、这个项目的一个领导者后来说，当指示尸体不再单个火化，骨灰必然混合时，他“由于宗教虔诚的原因”激烈反对这种做法。他说自己曾对负责执行这个命令的管理者说：“即使德国人民原谅了你所有事情，他们也永远不会原谅你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对任何类似回忆持一种质疑态度，但它表明，即使是在当时也存在着一丝闪光，意识到了这种临终一步的医学伪造的亵渎性质。
41、他的主管把医生们召集起来，希特勒关于“安乐死”的法令和“医学委员会”对儿童作出最后决定的工作告知他们。主管强调说，所有这些构成了“帝国的一项秘密”。作为他上司的两个主管，也是这个封闭系统的一部分，也“相信〔这个杀人项目〕是正确的”。不同于今天，在当时“一个人害怕去做与主管不一致的事情”。关于这项政策，同事之间也没有任何交流，有一次它被提起，但“它只是从上到下的一条命令链，没有讨论”，因为向任何人谈论这个项目都是“禁忌”。当时20多岁的他，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医生和年轻人，他感到孤独和焦虑，感到出现了幻灭（“我不相信一个我所希望的帝国……会命令做这样的事”），此外还有一种“无路可逃”之感。他的应对方法就是顺从，做希望他做的事情。
42、她承认在此之前自己“对我们元首有着最坚定的信心”，但现在她感觉到“我们脚下的大地倒塌了”，尽管“人民仍然抱有希望，认为元首还不知道这些事情”。
这个法官把这封信给希姆莱看，希姆莱“体己地”告诉他，是有这样一个项目，“是元首授权的”，“由知道自己责任的‘医学专家’来执行”，如果这个项目广为人知的话，“运作方式就会出问题”。
43、亚伯拉罕・C医生也讲述了同样的悲伤。他是一个放射科医生，与妻子一道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来到奥斯维辛，他把自己的皮大衣给她穿上，把自己的围巾围在她头上。他回忆说，由于“她看起来像一个小老太”，于是被命令站到了走向毒气室的那一队。“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我对她的保护，使她被弄到了错误的那一队；否则的话，她年轻、活泼，是应该与那些三四十岁的年轻女性站到一起的，这些人活着去了集中营。”
44、医生们也受到了德国即将战败的影响。一些人变得可亲和乐于助人，寻求将被解放的囚犯的支持，他们知道自己很快就需要这种支持了。但是有些人的反应则相反，更为起劲地把人们全都筛选去死。洛蒂・M医生看到：“对于他们而言，似乎更有必要去相信自己是对的……你多少会感觉到他们在说‘我们仍然是对的’。”
45、门格萨森的纳粹地方领导向哥廷根的地区领导报告，说看到这个犹太病人在教会节日上与“德国姑娘”跳舞。然后他给埃瓦尔德写信：“第三帝国关于农业产业的协议中，不允许任何情况下犹太人出现在德国农场的土地上。”而且，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这个犹太人还有过失犯罪。埃瓦尔德马上把这个病人弄回政府医院，在此之前，他解释说自己受到汉诺威政府的压力，要尽可能地让更多病人去做家务工作，因为这可以减少政府的负担；同样，农民们也缺乏人手，抢着要这种病人。
不过，再也没有犹太人被送到农场去了。让他的不安和负罪感进一步加深的，是他“对执行此事的方式”的怀疑：
唉……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人同时去处理，不仅仅是数量……并不是一次一个……我曾想象会是一种个别的程序……一个一个来。唉……原来是一种集体处理……我觉得以人的角度出发，是否将不得不走上这条路的某人作为个体来处理，……抑或是把这么多人作为一群来处理，这是不同的。
这样的屠杀方式不允许他维持自己在做医学工作的幻想：“我是一个不得不做此事的人！”“谁会喜欢这样一份工作？”
46、“特殊处理”是屠杀所有犹太人的神秘而紧急命令的一部分，一旦奥斯维辛开始执行这个命令，任何犹太人的到来或犹太人囚犯，都会被纳粹医生的“奥斯维辛自我”指定去死，而且在心理上视作已经死亡。杀掉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并不会被体验为杀人。由于犹太人长期以来就是纳粹指定的受害者，是被普遍感知为携带着死亡的人，或者是死亡污染的承载者，他们已经是“双重死者”了。就像一个人不能再去杀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无论怎样在医学试验中损毁他们的身体，也不是对他们的伤害。
47、遗传学与优生学必须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遗传学过去是、现在也是一门正当的科学，但当时它的发展有限〔作为一门科学，它开始于1900年孟德尔遗传定律的认可〕，其当时的原理很粗糙，常常是假的，被纳粹所利用。“优生学”是弗朗西斯・高尔顿在1883年创造的一个词，指依据表面的遗传价值强化某个生物群体的原则；尽管有一些进化论的主张，以及后来提及了遗传法则，但优生学并没有科学基础。
48、一个关键想象来自19世纪后期著名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所说的“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他这句话说于1879年，而这个想象却回响在几代人之中。数十年之后，一个主要的反犹主义者说，这个想象已经“成为我的身体和灵魂的一部分――在我20岁的时候，就是如此”。的确，我访谈的医生中，有好几个人都不太自在地、常常是不太明确地提到特赖奇克这句著名的话。犹太人导致了德国“不幸”，这个想象鼓励了各个层面的反犹主义，从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到现代的“科学种族主义”，再到受过教育的德国人所喜欢的那种看似温和、甚至是“反思”的形式。总之，的确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犹太人问题”，德国人必须得处理。
49、我与他在整整3天的时间内交谈了大约20个小时，我发现，这个生活在在繁荣的乡村环境中的老人精明、精力充沛而狂热，在我访谈过的所有医生中，他是最顽固不化的纳粹。他的一生，独特地体现出纳粹对暴力国家主义和狂想生物学的特殊混合。 我们第一次见面坐下来不久，他就提到近期一个电视节目，讲的是一个医生的研究计划，要消除临床前的理论与临床工作的分离，他说自己在第三帝国时期也曾经在这样的计划中工作过，当时“医生们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结、完全自足的医学组织”，它将所有的卫生组织和私人机构都融为“一个完整的医学部门”。这就奠定了他与我交谈的基调：对美妙纳粹医学经历的怀旧，对其失败的辩解，毫不后悔自己信奉这样一种愿景。
50、海德是一个相对平凡的精神病医生，他对德国国家主义和纳粹改革愿景的热情参与，导出了一种近乎绝对的意愿，让职业原则服从于纳粹党、党卫队、盖世太保和这个整体的纳粹项目。像他这样的人，可能既信奉纳粹以治疗名义而行屠杀之实的疯狂原则，同时也可能多少意识到自己卷入了肮脏和杀戮。然而，从我进行这项研究从头到尾所探讨的心理机制来看，他可以把这种意识最小化，从而继续心安理得面对自己所做之事。他无疑也有精神变态和虐待狂的倾向，但在其卷入纳粹之前，这些心理需求并不突出，也没有被激发出来。海德的一生揭示出，某些医生被意识形态、被制度化的安排所驱使，在舍弃此前的职业本性上，在使用自己的医学技能杀人方面，他们可以走得有多远。
51、所以，纳粹计划，并不是那么达尔文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多的是对进化过程的绝对控制，控制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未来。纳粹广泛地使用了一个达尔文学说的术语――“选择”。他们精心策划他们自己的“选择”，策划他们的人类进化版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试图接管大自然的功能（自然选择），接管上帝的功能（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52、将这个项目从儿童延伸至成年人，意味着医学杀害成为一种官方的整体政策，一个希特勒在他1939年“元首法令”中宣布的政策。几个月前，他把内政部卫生秘书利奥纳多・康迪和帝国总理府主管汉斯・拉默斯召来，告诉他们（拉默斯这样回忆）：“采取会导致死亡的行动，来灭掉严重精神疾病者的‘不值得活着的生命’，他考虑这样做是合适的。”希特勒接下来又引用了“一些例子……在这些例子中，这类精神疾病患者只能用沙子或锯屑作为床铺，因为他们一直用大小便弄污自己”，还有“病人把自己的排泄物塞进自己口中吃掉之类”的例子。希特勒指出，采用这种方式，“就能节省一定的医院、医生和护理人员”。精神疾病患者的这样一幅讽刺画，象征着对人民纯洁性的所有威胁。
53、不过，到了后来，这个项目的管理者就遇到了一种坚决的主张，要求“由负责的医生――此人自愿和基于信念而赞同安乐死及其实施――来判断是否实施一个儿童的仁慈死亡，以及什么时候实施和如何实施。这是一个‘可以’而非一个‘必须’的命令”。管理者们甚至宣称，有时干脆就没有专家意见，是否杀死一个儿童的决定留给了机构医生自己来判断。无疑，这个项目的组织者后来受审时在法庭上这样作证，是为了去除或尽可能减小自己的责任。不过，顶层对责任的逃避，可以说就建构在这个项目之中了，机构医生充当扣扳机者的角色，就是一种将实际杀人与“医学责任”融合起来的方式，这医学责任至少部分是属于他的。
54、在1933年早期，官方针对犹太人的措施也开始了。首先是有所例外地（但这些例外后来逐渐被否定掉了）禁止犹太医生参加重要的全国性健康保险专家小组（最终是禁止他们继续保持与这些专家小组的原有联系），一步接一步地限制犹太人行医――这是因为，如果一开始就禁止所有犹太医生开业的话，将会摧毁德国的医疗保障；到了1939年8月3日，作为纽伦堡法律的“第四修正案”，所有犹太医生的行医许可都被取消了。
55、法本公司为奥斯维辛的病情分类处理―屠杀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经济维度。1941年3月，它同意为党卫队支付集中营奴隶劳动力的费用，非技术劳动力每人每天3帝国马克，技术劳动力每人每天4帝国马克，童工是每人每天1.5帝国马克。法本公司的代表有时会抱怨党卫队对囚犯太残忍，防碍了他们干活（同时也同情党卫队的做法，“对于这些人只有野蛮力量才起作用”，“没有身体惩罚，什么活都干不出来”）。不过，最主要的抱怨或许还是“来自柏林〔指柏林当局〕的运输仍然是有那么多的妇女和儿童以及老年犹太人”（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能干活的男性劳动力）。一个鉴定系统建立起来，根据这个系统，每个囚犯的囚服上都缝有一块长方形布料，上面印有不同颜色的三角形：红色表示政治犯，紫色表示耶和华见证人教派信徒、黑色表示“无社会性”者（比如妓女）、绿色表示罪犯、粉红表示同性恋。犹太人的三角形通常为红色，但附加了一个黄色三角形，构成了六角星形（大卫之星）。1944年后期，这种“犹太星”被废止，改为分类三角形上方加一根水平黄色条。
56、这家机构的主管赫尔曼・帕方缪勒医生发明了一种做法，将要杀掉的儿童饿死而不必在他们身上浪费药物：
我记得帕方缪勒讲话中下面的这些要点：
对于作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我而言，很自然，这些生物（他指这些儿童）仅仅代表着我们人民的健康身躯所要承受的负担。我们不是用毒药、注射等等来杀（他当时也可能使用了“杀”这个词的委婉表述），如果那样就只是让外国报纸和瑞士的一些先生有新的煽动材料了。不，我们的方式要简单得多，也更自然，就像你会看到的这样。说这些话时，他在一个……护士的帮助下，从一张小床上拖起来一个儿童。他一边像展示一只死兔子一样展示这个孩子，一边用一种司空见惯的表情和一个讥讽的冷笑判断说：对于这样一个来说，还需要两三天的时间。
57、霍斯后来（在法庭作证时）估计，奥斯维辛总共使用了1900公斤这种屠杀药物。甫一开始，他就向奥斯维辛的医生咨询了齐克隆-B毒气的效果：
我总是认为受害者会有一种可怕的窒息之感，但那些尸体都没有惊厥抽搐的迹象，无一例外。医生向我解释说，氢氰酸对人的肺有一种麻痹作用，但它起效非常快非常强，所以人还没有出现惊厥抽搐时就已经死亡了，在这一点上，它的效果就不同于一氧化碳或通常缺氧所带来的效果。
这种解释虚假地暗示无痛致死。然而，这种通常的医学效果可以安慰霍斯，他再也用不着经历面对面屠杀的可怕了：“一想到要用枪杀来执行消灭，我就总是发抖……想到我们总算是避开了那种大屠杀，受害者在最后一刻到来之前也避开了折磨，我就有解脱之感。”
58、所以，“特殊处理”一词的使用，形成了顺序：首先是用于所说的危险罪犯，然后是更大社会中那些医学上被判定为“不值得活着的生命”，最后是集中营中也属于医学化的“安乐死”（通过14f13项目，它总是使用这个词），其对象是所有被这个政权认为不想要的群体（犹太人、同性恋者、政治上的反对者、普通罪犯、“偷懒无能的因素”、天主教批评者，等等）和现在所谓的“不值得活着的生命”。以这种形式延伸至集中营的“安乐死”，无限地扩大了医学屠杀的潜在范围。这种不受法律支配却又合法的屠杀形式具有特别优先权和绝对地位。
59、所以，尽管有些医生抗拒了纳粹，大量的医生也不怎么同情纳粹，但作为一个行业，德国医生把自己交给了纳粹政权。德国大部分其他行业也是如此，但医生们给纳粹政权的礼物却包括用他们的智力权威来论证和执行医学屠杀。医生们发扬了这个观念：德国的集体生存是一件医学之事。恩斯特・曼早在1922年就明确表达过的一种诱惑，让许多人信服。恩斯特・曼直接捍卫医学屠杀，认为疾病是“被健康控制的一种耻辱”。他的原则是：“通过对可怜者的无痛消灭，可怜就从这个世界上清除了！”而且，整个过程要由医生们来实施，在这一点上，“医生就成为了人类的真正拯救者”。
60、恩斯特・B本人在详细解说这个技术问题时，变得有点兴奋了：
你知道，毒气室是够用的，它没有问题。但要烧掉尸体，对吧？焚尸炉已经崩溃了。它们〔尸体〕不得不用大堆来烧……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技术难题。也没有很多的空间，所以开始时大家认为应该堆一些小堆……好吧，这个总得试一试……然后，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物理学知识贡献出来，讨论怎样做会有所不同。如果你是在尸体周围挖沟，那么空气就会从下面朝上流动，木柴放在下面，汽油放在上面――或者是汽油放在下面，木柴放在中间，就是这样一些问题。嗯，解决办法就是不让火熄灭。保持好毒气室与焚尸之间的衔接。当〔火〕达到一定的强度时，那就正好――不过，此时你又不能接近它，因为太热了，等等吧。就这样一些问题。
61、在崭新的第三帝国，强硬的纳粹医生对待犹太同事的态度，本质上就是暴力，这在希特勒掌权后的两个月，在一次反犹主义的抵制活动中就表现出来了。1933年4月1日，在柏林，他们联系犹太同事，假装进行磋商，然后用小汽车（有时，就是这些德国医生提供的车）拉上犹太医生，带到偏远地方对其进行殴打，并扔下流血的犹太医生扬长而去；或者让其遭受夹道棍打，并用步枪射击等恫吓来对其进行威胁和羞辱。在早期的医疗界会议上，就出现了征兆，那些主持会议的医生大谈“来自东方的外族闯入……构成了对德国种族的一种威胁”，“有着势在必行的必要……将这种威胁镇压消灭和下去”。
62、1942年11月17日，巴伐利亚内政部召开了一个各地精神病院负责人的会议。政府卫生部长沃尔特・舒尔策要求院长们给没有希望的精神疾病患者提供“特殊饮食”。由于几个院长对此有些迟疑，于是有人建议用一个部长公告来达到这个效果会起到作用。对此毫不迟疑的是帕方缪勒医生，他“热烈地……讲述他曾经怎样把一片面包从一个护士手中夺过来，这个护士想把它给一个病人”。
63、这样的一个理论家阿道夫・约斯特在一本出版于1895年的书中，就有过这种直接医学屠杀的早期呼吁，这本书有意使用了《应该去死》的标题。约斯特认为，对个体死亡的控制最终必须归属于社会有机体――国家。这个概念与英裔美国人传统的安乐死概念直接对立，那种安乐死强调个体有“去死的权利”或“死亡权利”或“对于自己死亡的权利”，视此为终极的人之要求。与此相反，约斯特讲的是国家杀人的权利。他虽也谈到对不治之症的怜悯和解脱痛苦，但重点是“人民”和国家的健康。他指出，国家在战争中其实已经行使了这些“权利”，成千上万的个体为了国家而牺牲。他的终极论点是生物学层面的：“应该去死〔就是〕适宜生存的关键。”国家必须掌管死亡，必须杀戮，以便保证社会有机体生存和健康。
64、美国和英国的优生学倡导者有时也会有这种德国式的极度幻想，但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允许对此进行公开批评和法律纠正。在英国，在法律上，对强制绝育有持续的阻力；在美国，也会出现关于个人权利和质疑遗传学所知有限这样的声音，最终导致那些通过了绝育法的州，在实施层面被废除或搁置。然而，在纳粹德国，这种遗传幻想的极端生物医学愿景与极权主义政治结构结合在一起，就使得这个国家能够无情地、没有法律干预地进行一个更为广泛的强制绝育项目，超过了以前所有的尝试。的确，整个纳粹政体建立在这种生物医学愿景之上，它要求一种种族净化，这样的净化必然从绝育发展为大规模屠杀。
65、首先，许多德国精神病医生（以及在类似传统中工作的其他地方的精神病医生）都信奉，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器官的、不可医治之疾病的观念，患者的自然道路就是恶化。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的职业骄傲就依赖于这种观念。任何想要洞察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心智，并以此作为一种理解手段和一种治疗形式的努力，都被这类精神病医生视为“不科学”，同时也是一种职业上和个人的威胁。一位著名的德国精神病医生与我讨论这些事情时，将这种心态概括为“缺乏同情的教条”。无疑，这种心态本身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以“安乐死”的名义杀人。
66、对于“非雅利安人”或犹太人，已有典型的法律定义；在允许犹太医生行医或诊治非犹太人病人，同时也不鼓励，以及随后的禁止雅利安医生诊治犹太病人，这段时期也有相关的法律禁令。最终，不允许犹太医生被称为医生，只能称为“疾病治疗者”，犹太人外科医生则被称为“外科的专门治疗者”。在被驱赶之前，或者是被关押或杀害之前，犹太人被剥夺了医生这个令人尊敬的身份。
67、在大规模屠杀的愿景和技术上，奥斯维辛有了巨大的提升。纳粹那种生物学想象光怪陆离地体现在奥斯维辛的愿景之中，霍斯曾回忆希姆莱对这座屠杀营目的的描述，对此有所揭示：
犹太人是德国人民的永恒敌人，必须被消灭掉。我们掌握之中的所有犹太人都要无一例外地毁灭，就在现在，就在这场战争之中。如果我们未能成功地毁灭犹太人这种生物，犹太人有一天就会毁灭德国人民。
68、从1939年9月起，当战争开始后，随着德国军队东进，党卫队开始枪杀精神病院的病人（不分种族或国籍），以腾空医院用于收治士兵。比如，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东部城市斯特拉松德有一所医院就于1939年12月被腾空，它原来的病人被运到但泽枪杀。先是使用波兰囚犯来掩埋这些人的尸体，然后再枪杀那些囚犯。在切姆―卢比尔斯基，在波兰总督府内，病人被党卫军部队成批枪杀，有的时候是从收容所里赶出来枪杀，然后集体埋在一起。
69、有多少“普通人”在完成“角色转换”之后可以若无其事地作恶？又有多少人在“集体”的遮蔽下施暴？当一个人“脱下”作为个体的自我，“穿上”他者的身份，并隐身于集体的庇护，作恶行就变得轻松自如。而对于小恶汇聚成大恶，有时候“普通人”所需做的全部就是“别过头去”。纳粹之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中，它一直在薄如蝉翼的文明之下蠢蠢欲动。
70、运输安排是这种精神病学转运的一幅讽刺画。为此事而建立的“公共福利救护服务公司”把“运输名单”发给它要去拉走病人的各家病院，并说明，与病人一道要带上的，是病人的病史、个人物品以及值钱物品的清单，还特别指出，那些长途运输可能危及生命的病人不能转运（这看似一种医学上的关心，实际上是要避免病人死在路上的尴尬）。
党卫队人员管理此事，他们经常身穿白色制服或白大褂，以便看起来像医生、护士或护工。有一些报告提到了“身穿白大褂与党卫队黑皮靴的人”，这种组合将“安乐死”项目的基本性质形象地概括出来了。这或许是极权恐怖机制的“秘密”所在――它无需把每个人改造成恶魔，只需要每个人跨过一个“小小的”道德门槛。“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恶”，一个巨大的乘数效应就可以汇聚成巨大灾难。普通人可以仅仅因为“尽责”、沉默、无视而成为邪恶的组成部分，而他必须成为敢于赴死的英雄才能摆脱邪恶的漩涡。当他为邪恶贡献0.0001%的力量，他可以推卸掉99.9999%的责任，但是一百万个“他”就可以共同施加百分之百的残忍。
71、他最后说：“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一种自觉和系统的过程，它在消灭一个社群中所有那些患有精神疾病和其他方面丧失功能的人，”这个过程“严重地损害了托付在医生和〔健康〕当局的……信任”。他提到德国有着优良的历史，一直在提供运作良好的护理机构和训练良好、“无私地准备去服务”的人员，他质问，这些建设性的倾向是否会被迫“在我们的人民中慢慢死去？”他还质问，对“不值得活着的生命”的这种消灭要走多远，它已经延伸至那些“清醒和负责任”的人身上，下一批目标会是谁。他触碰了一根特别敏感的神经：“对于那些在为祖国作战中遭受不可医治创伤的士兵，又会发生什么？”他补充说：“这样的问题已经在他们中间出现了。”
72、“关于精神疾病患者的命运，在慕尼黑有一些奇怪的议论。”
“他怎么会死得这么快呢？我随信附上一枚邮票，请你把他临终情况告诉我。”
“为什么要把我弟弟的遗体烧掉？我想把他埋在坟墓里。”
“我们必须谴责你们没给我们一个告别的机会……我们由衷厌恶和不理解你们的做法。我希望你们告诉我这样做的理由。”
――“安乐死”项目中被杀掉病人的家属来信摘录
73、有些事情是不可能被我们充分理解的。我们最好是承认：一种局部的理解，一种理解的方向，是任何方法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了。
74、有可能是这样，帕方缪勒是一个极端的案例，既是一个真正的纳粹意识形态的狂热信仰者，又是压抑者，用伤害其他人来克服自己的焦虑和死亡想象。然而，当帕方缪勒走到饿死婴儿、儿童和成年人这一步时，他身上似乎就是一种强烈的、无所不能的、施虐者的心理状态了。与此同时，他会继续视自己为理想主义者，甚至是正派人。帕方缪勒后来在法庭作证时，说自己与海德不同，自己是希望考虑“工作能力”，即使是那些只能从事最简单工作的成年病人。这个证词无疑在为自己辩护，但也反映出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他也努力视自己为进步与人道的专业人员。
75、所以，用药物来杀人是所有方式中最为“医学”的方式。可以有“会议”，医生们讨论“治疗”，开“药”，还可以依据药物的效果做出“临床”决定。从“不规范的安乐死”一开始起，医生就可以与护士分享他的注射器，但在决定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来使用注射器或其他药物上，医生们具有更多的权威。“不规范的安乐死”可以作为“安乐死”杀人项目的一种更医学化的持续来理解。当这个政权持续想要摧毁那些“坏”基因时，简单的医疗技术――药物、注射、饮食――就因纳粹医学官僚机构和个体纳粹医生的互动而派上用场了。这个过程持续到纳粹政权的终结，有些地方甚至之后还有所持续。
76、此人在1973年对一个来访的作家说：
就是在这里，勃兰特站在靠近窗户的地方。他身材很高，相貌堂堂，似乎占据了整个房间……他向我解释，说元首本人派他前来，我儿子的情况让元首非常、非常关注。元首想探讨那些没有未来――他们的生命没有价值――的人的问题……从这一刻起，我们再也不用因这种可怕的不幸而遭受折磨了，因为元首已经允许了我们儿子的仁慈致死。此后，我们会有其他的孩子，英俊而健康，帝国会因他们而骄傲……德国要建设，每一点点能量都是需要的。勃兰特先生这样解释给我听的。他是一个骄傲的人，聪明，非常让人信服。对于我们，他就如同一个拯救者，是那个能将我们从重压中解脱出来的人。我们感谢他，告诉他我们是多么感激。在奥斯维辛之后，生活的普通节奏和外观，不管如何无害和令人愉悦，都远离了人类存在的真相。在这样的节奏和外观之下，弥漫着黑暗和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