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出逃到异国他乡之后，陈祖义似乎发展得不错。语焉不详的中国正史，多称他在海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武装团体。有一些难以考证的野史，甚至说他还不时带兵骚扰东南沿海，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曾悬赏50万两白银捉拿他，而明成祖朱棣又将赏格提升到了750万两的高价，如果这一数额属实，绝对可称是倾国倾城的价码了。
2、政府的高压，几乎使“海盗”成为沿海民众再就业的唯一出路，中国的“海盗”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
老百姓吃饭的问题，从来都比天还大，政府如果无法解决，民众就会自行解决，这背后“看不见的手”，不光来自市场，更来自人类求生存的天赋本能。“私通者， 商也。官市不开， 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明经世丈编》）“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故民贫而盗愈起。……一旦戒严不得下水， 断其生路， 若辈悉健有力， 势不肯缚手困穷， 于是所在连结为寇， 溃裂以出。” (《东西洋考》)在海禁高压之下，“海商”断绝，“海盗”盛行，那是“以海为田”的沿海居民的唯一选择。
3、海禁并没有断绝海上贸易，只是将它们逼入了地下而已。
4、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的合谋，郑和与施进卿联手做了一个“局”，为施进卿实现对旧港的完全控制扫平了最大的障碍。
5、朱元璋“片板不得入海”的严厉海禁政策，正式颁布于洪武四年（1371）。此前，刚刚立国的明朝还继承了元朝的政策，维持着与海外诸国的贸易。但不久，朱元璋就先后撤除泉州、明州等市舶司，并且严禁一切私人海外贸易。其原因，就在于朱元璋认为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导致沿海民众经常出洋，长期脱离了政府的管辖和控制，是破坏大明国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大明律》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器、铜钱、缎匹、纱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货船车并入官……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纹。因而走泄事情者斩。”
6、海禁的最初动机，是为了维护新政权的稳定。明朝建立时，倭寇在中国沿海肆虐，而当年与朱元璋争夺天下的方国珍残部，大多下海。此后，又发生了所谓胡惟庸谋反案，宁波卫指挥林贤从日本借兵，日本使者则借进贡巨烛的机会，暗藏兵器，案发后，朱元璋下令断绝了日本朝贡。因此，明朝“禁海之例，始因倭夷违谕而来，继恨林贤巨烛之变，故欲闭绝之，非以通商不便也”
7、明代二百多年，海患不断、海盗不止（包括实际上以华人为主的所谓“倭寇”），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的海禁政策一手刺激而成的。“海盗”这个词，在中文的语境中，是个贬义词，而对应的英文单词“Pirate”，却在西方并不一定代表着贬义。吊诡的是，明清两代中国“海盗”，所常用的旗帜，都是绘着神灵的色彩艳丽的旗帜，并非西方那种骷髅头加利刃、代表死亡的黑色旗帜。中国的所谓“海盗”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都是些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如此而已。
8、海禁政策引发的走私牛市行情，也加剧了传统的海盗活动，一些海盗集团，也凭借其军事上的优势，开始大力进入这一地下外贸网络，向“武装海商”方向发展。海禁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催生了大量的海上武装集团，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被明帝国称为海盗或海贼。波涛之上，本来就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社会，枪杆子里面不光出政权，也出财富。
9、早在朱棣刚刚夺得政权的时候，就发布了一个诏令：对“蕃国之人”，比较客气，要求“各还本土，欲来朝者，当加赐资遣还”。而针对侨居海外的中国“流民”，则十分严厉：“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稗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远，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
这种“虽远必诛”的强硬立场，曾在汉初出现过，但那是针对匈奴外敌的，所谓“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如今，朱棣的“虽远必诛”，其矛头却是指向海外同胞，并且，对待土著招抚为主、对待侨胞镇压为主。
10、朱元璋的宏伟理想，是将全国变成一个大村庄，全国民众都被捆绑在户口和土地的枷锁下，大明国其实就是一个大型劳改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