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七百年前，春秋时期的齐国宰相管仲改制变法，使得齐国一跃成为霸主，傲视群雄；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一时国库充实，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为之缓解；公元1978年，总设计师邓小平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百年积弱的中国经济再度崛起，重回强国之列。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每一次变法，都顺应社会发展而发生，也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今，新的社会发展又提出了继续变革的要求……《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是作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变革史的集大成著作，对中国历史上十数次的重大经济变法的种种措施和实践作了系统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变，坦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式改革的历史脉络，又剖析了隐藏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的内在逻辑与规律。辩驳得失，以史为鉴，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经济史”。这是第一部整体叙述中国商业史的编年体著作。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是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然而，当世界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它竟远远落后，受各国欺凌，成为“东亚病夫”。在经历百年跌荡之后，中国经济再度崛起，在二十一世纪初，重回强国之列，与此同时，新的社会矛盾又提出了继续变革的要求。本书作者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雄厚的笔力，由春秋时期的“管仲变法”开始，及至当代改革开放，叙述了两千七百多年的历代经济变革和工商变迁。辩驳得失，以史为鉴，本书适合所有关心中国前途的政府官员、企业界、学术界人士阅读珍藏，也是当代青年了解中国的启蒙读本。小编整理了《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经典语录句子摘抄大全，来看看吧！
1、任何制度如同胚胎，一旦形成便会惯性生长，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
若没有良好的制衡性机制，其最终的形态甚至会超出设计者的初衷和预期十年后，“十六大” 提出的新兴工业化道路并没有呈现出来的原因
⑴ 持续的城市化运动使得高能耗的重型化投资仍然有巨大的利益空间
⑵ 居于产业上游的国有企业因垄断而坐享其利，根本没有提高科技投入的积极性
而居于产业中游和下游的民间资本则受困于产业和金融管制，无法发挥其积极性
2、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变革，势必将削弱中央的集权能力
3、在过去的20年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得益远远大于民间
2012年，全国GDP为51.9万亿元，政府的财政收入为10.3万亿元
这还未包括中央企业赢利、 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和规费收入
汇总计算，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得益比例应超过30%
4、中国很有可能走进由开放到封闭，由向民间放权到中央集权的一个闭环逻辑中
因为两千多年来我们至少已经走进9次了，现在是第10次，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如果走进的话，从前面的9次来看，结果都不是很好，这是一个问题
5、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以外，其他三项都出现在宋朝。宋代的工商业非常发达，经济和企业制度方面的创新也很多，有很多新鲜的事物最早出现在宋代：中国最早的股份公司，最早的一批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期货贸易，纸币，人口第一次超过一个亿。
6、房地产市场 “松绑” 带来的三个重大效应
⑴ 在分税制改革中丧失税源的地方政府，以出让土地为主要增收手段，以 “城市经营” 为名，大肆炒作地价
⑵ 房地产替代制造业成为新的高赢利产业
⑶ 随着中心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及货币的大规模增发，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购买房产，房价水涨船高
7、首先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我认为，发生于历史以及当下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这四大利益集团互相争斗、博弈和妥协的结果。
8、对于西方人来说，面对中国经济崛起这一事实，最困难的不是预测和计算，而是如何解释。
9、至于均富，也分为两类
⑴ 政府与民间的均富
⑵ 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均富
其内在关系是
「若没有政府对民间的均富，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均富也不可能发生」
10、1994年之后的重新集权，是一整套精心设计的关于国家能力建设的制度改革
中央政府重新获得了经济的主导权，并通过灵活的货币、 信贷、 产业政策，将之牢牢握于手中
11、在经济史，乃至整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变法都是一个转折点，在变法之前是一个中国人，变法之后是另外一个中国。这场变法持续到第57年，北宋就灭亡了。变法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是一个敢于攻击别人的国家。变法以后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国家，一个更愿意闭关锁国的国家，甚至国民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2、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 以维持统一文化为边界、 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
内在的问题与生俱来，需要寻找出一种 “基因突变” 式的解决之道
这次变革的时间长度很可能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长度
13、公元前7世纪的“管仲变法”和公元前4世纪的“商鞅变法”，管仲的“四民分业”思想、盐铁专营政策以及商鞅在土地私有化、郡县制、户籍制、军爵制上的大胆试验，皆具开创之功，它们分别提供了两个颇为极致的治理模型，如同左右极般地站在后世历次变革的两端。
14、早在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傅斯年就给出过一个 〔经济兴衰周期说〕
「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必定重获大繁荣」
在他看来，中国若无战乱，十年可恢复，三十年可振兴，五十年到七十年必成盛世
15、更准确地说，朱镕基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
他确乎是一位倾力重塑中央权威的经济集权主义者
在中国历史上，堪与之相比较的正是那些才华超众、 褒贬不一的集权主义大师们
（ 从商鞅、桑弘羊、 刘晏、 王安石到宋子文 ）
16、2003年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宽松货币政策时期
年均的货币增发量一直是GDP增速的2～3倍
广义货币总量从2002年年底的18.3万亿元猛增到2012年年底的97.4万亿元
一举超过美国的8.8万亿美元，成为全球货币发行量最大的国家
而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52.5%
17、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这既是中国传统国民的普遍心理写照
同时，又是中国历代政权施行经济制度变革所坚守的底线
18、然而，除兴盛规律之外，历朝历代的经济治理还有 “先开放、 后闭关” 的规律
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
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
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
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
导致这一周期性治理危机的根本原因，正在于 〔权益和财富分配的失衡〕
19、以争议最大的房地产行业为例
据经济学家郎咸平计算，政府总共征收12项税和56种费用
土地成本及税费占到了房地产平均价格的70%
他因此呼吁 “房价下降唯一的办法是政府取消税费”
20、任何经济变革，都是政治理念在经济领域的投射性体现
经济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影子，影子无法背叛本体
21、在华人经济学家中，长期悲观论颇为流行，不少自由派学者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耶鲁大学的黄亚生教授多次撰文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在他看来，“如果以亚洲各主要工业国经济起飞的不同年份作为出发点来比较，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并不足为奇。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
22、任何选择都有代价，统一也不例外。若将这个汉字组合拆解开来，“统”者“归总”，“一”者“划一”，这个词的背后隐隐约约地站立着三个让人望而生畏的“怪物”：集权、独裁、专制。这似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别无选择。
23、其次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最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是唯一保持了两千年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也是当今世界上前三十大经济体中唯一保持这一制度的国家。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国家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过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这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围绕着四大基本制度而展开。
24、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给后来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一个如此才华卓著的财经大师，在工商经济如此发达的宏观环境中，进行一场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却造成如此惨烈的失败结局，这令所有的后来者对激进式改革望而却步。他的失败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表明基于法家战略和儒家理论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进不可得，退亦不可得。自宋朝之后，南宋、明、清历代治国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法来维持统治，其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
所以说，王安石之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那你就是――稳定。
25、中国经济的经典性困境
国有经济被认定为中央集权和政权稳定的经济、政治保证
民营经济则承担提高生产效率和创造就业的职责
两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始终无法得到合理的调配，最终造成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不合理，从而导致经济成长的畸形化
决策层对这一冲突并非没有察觉，而是陷于技术性的困顿
26、强国与利民本是相互依存的命题
当后者不至，前者自然暗淡中国人最害怕、最不愿意、最讨厌、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统一是一个宿命般的、带有终极意义的中国文化，是考察所有治理技术的边界，尽管统一本身并不能保证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甚至连汤因比都无法确认统一到底是“目的本身”，还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不过他确定地认为：“大一统国家的成功崛起最终终结了‘乱世’，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的一代人对于大一统国家自然是无比向往、感激涕零。”
27、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以维持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和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