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年改革开放刚刚不久，见个金发碧眼的都非常稀罕，任何海归，哪怕是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都沾了来自西方世界的文化资本的光。谁能有西方背景，谁就能把自己和绝大多数人区隔开来。我听过现在大学里的不少年轻讲师抱怨，自己没有赶上好时代，搁十年前哪怕是在国外的二流大学读个硕士回来，也能很轻松地被当做人才引进，当个教授。等教授位置都被占满了，现在标准就高了，非得是欧美名牌大学的博士，还得从助教讲师开始一年年地苦熬。这些年轻人来自城市，中上收入的家庭，受很好的教育，一边上大学一边读新东方，大学一毕业就去国外读研究所，这几年这批人回国求职了。
2、于是在这些新海归面，文化符号的游戏规则就变了，只有开口就是“兄弟我种地的时候如何如何”，这才是院长、主任级别的范儿，才能让新海归们彻底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念过哈佛又如何，你下过乡么？终于承认不服不行，大哥就是大哥。
这并不是指在教授中有这个现象，所谓社会科学，就是你要认识到社会是有客观规律的，人就像白老鼠一样在规律中活着。那个著名的段子，陈丹青听刘索拉强调王朔是“大院的孩子”，而说起她自己却“是胡同里长大的”，就觉得有些听不明白：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市平民，可刘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陈后来才明白，刘所谓的胡同是史家胡同小学的胡同，比王朔所住的容纳了几百户军属的“大院儿”高级太多了。应该也是一样的道理。
3、英特尔创始人安迪・格鲁夫曾说过一句震撼人心的话：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某种角度来讲，一个民族就如同一个品牌，需要独立的信仰和哲学才能凝聚人的力量。偏执不是和常规格格不入，而是一种把常规推向极致的认真、坚韧、百折不回的精神。那些维权的人有百折不回的精神，在很多人看来，也许他们像神经病一样，是被人同情的非常可怜的形象，但是，这种不懈的追求，未来也许会把这个国家的公平和正义推到一个世界领先的高度。